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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浙江的讀書活動
嘉興文藝網     2019年04月04日 09:31:33

毛澤東同志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51次到浙江。酷愛讀書的他每次來,不僅自己帶了許多書,而且還讓浙江的同志幫忙從當地圖書館借了許多書。他在浙江最集中的兩次讀書活動,一次是為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而讀古今中外憲法,另一次是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透過毛澤東在浙江的讀書活動,我們可以領略到毛澤東是怎樣讀書的,他的讀書特點、精神和原則對后人有什么啟發。

一、博覽群書,是毛澤東讀書的顯著特點

毛澤東讀書十分廣博,而且喜歡每到一處,盡可能地收集這個地區的地方志、詩文集、名人傳記等,以便工作之余廣為瀏覽。可以說,這是他了解當地歷史沿革、文物掌故、社會狀況和風土人情的一種方法,也是他隨時隨地充實學問的一種途徑。

杭州劉莊有個書房,所藏之書,不僅種類齊全,而且還有許多碑帖字畫、金石印譜、扇面冊頁等。但這些書還是不能滿足毛澤東讀書的需要。因此,毛澤東每次到浙江,工作人員都會根據他的需要到浙江圖書館或杭州圖書館去借一批書,所借之書包括《史記》、《晉書》、《魏書》、《漢書》、《明史》、《古文觀止》、《中國通史簡編》、《賽金花》、《佩文韻府》、《天演論》、《觀堂集林》、《觀堂別集》、《小小十年》、《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古文辭類纂》、《續古文辭類纂》、《蘭亭序帖》、《林和靖先生詩集》、《于忠肅集》、《于忠肅旌功詞志》、《于少保萃忠全傳》以及古人寫的西湖詩詞等,不一而足。1975年,毛澤東身患重病,特別是有嚴重的眼疾,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終日手不釋卷了,醫生也禁止他再看書。但是,閱讀已經成為毛澤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書讀,對他而言,是難以想象的。這次到杭州后,他就又借了《辛棄疾集》、《全宋詞》、《全唐詩》、《創業史》、《飄》、《紅與黑》、《基督山恩仇記》等書籍。據工作人員講,毛澤東借這些書是為了給身邊工作人員講解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之用。

毛澤東學識淵博,但他總認為自己的知識還不夠。為了滿足工作需要,他總是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1953年 12月,他率領憲法起草小組,帶著兩箱子有關世界各國憲法的書和法學理論著作到達浙江,準備在杭州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 1月 15日,毛澤東在杭州致電劉少奇并中央各領導人,通報憲法起草小組的工作計劃。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 2月間討論他們起草的憲法草案初稿,毛澤東在電報中還親自開列了一批中外憲法文獻,共十種,“望各政治局委員及在京各中央委員從現在起即抽暇閱看”。

在起草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系統地閱讀、研究、比較了古今中外各類憲法。其中既有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憲法譯本,主要包括 1918年頒布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根本法)》,1936年頒布的蘇聯憲法——“斯大林憲法”,以及斯大林《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憲法譯本,其中,毛澤東比較看重 1949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認為它代表了比較進步、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清末民國時期的幾部憲法,毛澤東也看得相當仔細,包括清末的“十九信條”、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北洋軍閥政府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等。經過深入研讀中外憲法,毛澤東逐步明晰了新中國憲法的指導方針和內容框架,為憲法起草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可以說,這是中共最高領導層第一次系統地學習憲法知識,對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事與愿違的局面,使人們感到困惑。毛澤東深感各級干部非常缺乏經濟學知識,他自己也覺得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思考。他多次對浙江和其他省的領導同志說:我們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準備的、輿論準備的,我們對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的精神準備、輿論準備是非常不夠的,對社會主義如何搞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何搞法,缺乏研究。為了幫助各級干部更多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糾正錯誤認識,毛澤東號召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他率先垂范,率領由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組成的讀書小組,在杭州認真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對讀書抓得很緊,在杭州前后 25天,除去 3個星期日和 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時間是21天。1959年 12月 19日,毛澤東在給女兒李訥的信中說:“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37頁。)信中顯示了毛澤東讀書的精神和毅力。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提倡讀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要大家多學點科學知識。

二、獨立思考,是毛澤東讀書的基本精神

毛澤東讀書從不盲從、迷信書本,而是堅持獨立思考。他常引用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話,認為讀書同做其他事情一樣,要有大膽懷疑和尋根究底的勇氣和意志,當然也不能盲目和武斷。毛澤東在浙江研讀古今中外憲法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兩次讀書活動中,充分體現了他讀得多、想得多、寫得多、問得多的獨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讀書精神。

毛澤東在研讀古今中外憲法時,從不盲目迷信這些憲法,而是邊思考,邊研讀,從中汲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他認為,制定本國憲法,不能不參照別國憲法和中國近代史上有過的憲法。人家好的東西,可以結合中國國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動的東西,也可以引為鑒戒。

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憲法應屬社會主義類型。因此,他研讀和借鑒的重點仍是“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的好東西”。據當時為憲法起草小組做資料工作的史敬棠回憶:“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毛主席看了一九一八年蘇俄憲法、一九三六年蘇聯憲法、東歐國家的憲法。一九一八年蘇俄憲法,把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放在前面,作為第一篇。毛主席從中受到啟發,決定在憲法總綱的前面寫一段序言。”(《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18—319頁。)

對清末民國時期的幾部憲法,毛澤東在研讀后,也給予了點評:“從清末的‘十九信條’起,到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北洋軍閥政府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一直到蔣介石的偽憲法。這里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比如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這個約法很簡單,據說起草時也很倉卒,從起草到通過只有一個月。其余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整個說來都是反動的。”(《毛澤東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25—326頁。)

在研讀中,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憲法和資產階級民主有著獨到看法,他說:“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的憲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壞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憲法尤其是欺騙和壓迫多數人的。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于資產階級類型。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我們優越于他們。”(《毛澤東文集》第 6卷,第 326頁。)

正是在充分研讀和思考的基礎上,毛澤東為起草憲法提煉出一個適合國情的指導方針:“一條是總結了經驗,一條是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年版,第 501頁。)總結的經驗包括無產階級領導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的經驗,和新中國成立五年以來社會變革和經濟建設的經驗。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靈活性則主要體現為在一段時期內允許多種所有制并存,逐步實行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

關于憲法要不要有綱領性的內容,即將來要完成的任務,憲法起草小組在杭州的討論中,也曾有過不同的意見。對此,毛澤東有自己的深思熟慮。后來他談起這個問題時說:“一般地說,法律是在事實之后,但在事實之前也有綱領性的。一九一八年蘇維埃俄羅斯憲法就有綱領性的。后頭一九三六年斯大林說,憲法只能承認事實,而不能搞綱領。我們起草憲法那個時候,喬木稱贊斯大林,我就不贊成,我就贊成列寧。我們這個憲法有兩部分,就是綱領性的。國家機構那些部分是事實,有些東西是將來的,比如三大改造之類。”(《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 322頁。) 參照 1918年蘇俄憲法,毛澤東決定在憲法總綱前面寫一段“序言”。“序言”這個形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個特點,一直保持到現在。

1959年 12月至 1960年 2月,毛澤東率領讀書小組在杭州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更體現出他獨立思考的讀書精神。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分上、下兩冊,上冊 19章,主要講資本主義部分;下冊從第20章起,到第 36章,共17章,連同結束語,講社會主義部分。這次主要是讀下冊社會主義部分。毛澤東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進行安排,每天下午讀書,要求大家輪流誦念,邊讀邊議。

毛澤東讀書很認真,邊聽朗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或者在旁邊畫豎道、打問號。有的段落,毛澤東畫了以后接著就發表議論,有的長,有的短;有的段落,毛澤東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了“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一兩句話;有的段落畫了以后,毛澤東既沒有發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毛澤東發表的議論中,批評的多一些,肯定的少一些;在那些簡單的幾個字的評論中,

肯定的多一些,否定的少一些。例如,毛澤東批評教科書沒有運用對立統一的法則來分析事物。他認為它的最大缺點,就是缺少辯證法。他認為它不從分析矛盾出發,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出發來研究問題,是最大的缺點。他說: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又如,毛澤東對教科書中引用恩格斯關于“隨著生產資料成為社會財產,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話表示贊同,他肯定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他說,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經濟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經濟來實現平衡。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發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源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必要比例是通過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自發地達到的。但毛澤東對教科書里說的“自發性同自流性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不相容的”觀點不贊同,認為不能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自發性和自流性。我們對于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很完善。

在一定時期內,一定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就不合乎規律或基本上不合乎規律。在這次讀書活動中,毛澤東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體現了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所進行的獨立思考。

三、聯系實際,是毛澤東讀書的根本原則

毛澤東在讀書過程中,一貫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學習的目的全在于應用。1958年 11月 9日,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寫了一封《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各級領導干部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先后幾次閱讀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認為讀了之后,有助于澄清混亂思想。毛澤東在信中說:“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他還建議:“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書,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32—433頁。)

毛澤東在杭州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緊密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在邊讀邊議中,以蘇聯的經驗為借鑒,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進一步探索了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經濟理論問題和經濟觀點。

毛澤東在讀教科書時,回顧了“大躍進”運動的歷史過程,指出:這兩年,我們做了個大試驗。全國解放后的初期,還沒有管理全國經濟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照抄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5年底到 1956年春,找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論十大關系》。看了斯大林 1946年選舉演說,蘇聯在 1921年產鋼 400多萬噸,1940年增加到 1800多萬噸,20年增加了 1400多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但沒有提其他的具體措施。到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才正式通過總路線,提出一系列兩條腿走路方針。

在談話中,毛澤東還進一步完善和確立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四個現代化的形成有一個歷史過程。早在 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國工人階級要“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又多次提及現代化問題。如 1954年 9月,周恩來總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957年毛澤東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及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決議中,對四個現代化的表述又略有改變,提出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讀教科書時,毛澤東又重新提出了現代化的國防問題。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16頁。)毛澤東在讀書時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思想,在后來的三屆人大、四屆人大上,都被確定為我國在 20世紀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現四個現代化也依然是我國在新時期的偉大任務。

毛澤東的這次讀書活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這次讀書活動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糾正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偏差,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思想,并據此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當然,自 1957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以后,黨在工作指導方針上的“左”的傾向不斷發展,毛澤東在讀教科書時的談話,自然不可避免地帶有許多“左”的觀點。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過分強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具有客觀必然性;割裂價值規律與計劃需要的關系;片面追求工業化高速度;急于推動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夸大主觀能動性和政治掛帥,等等。但是,毛澤東在讀書活動中提出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思想和觀點,對現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需要認真地進行研究、繼承和發展。例如:關于怎樣掌握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關于如何認識規律的問題;關于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關于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而不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之前的觀點;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的問題;關于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關系的問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作用的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對待物質利益原則的問題;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問題;關于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問題;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關于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的問題,等等。毛澤東這些重要的思想觀點,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

毛澤東在浙江的讀書生活,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毛澤東讀什么書、為何讀書以及怎樣讀書。他對讀書的喜好和倡導,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優良傳統,這就是把讀書學習當作黨員領導干部思想理論建設和增強工作本領的必需而且重要的途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 2013年 3月 1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出:“領導干部學習不學習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本領大小也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事情。”“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這就要求我們在今天的世情、國情、黨情下,像毛澤東那樣,不僅要博覽群書,而且要學會獨立思考,將讀書與提高思想理論水平、增強工作本領結合起來。我想,這就是毛澤東在浙江的讀書生活帶給我們的啟示。

(作者發稿時任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浙江省委文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來源:浙江學習平臺    作者:金延鋒    編輯:嘉興文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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